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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失控了吗?
2019-09-06 10:47

意识存在证明

银翼杀手预言的2019马上要成为历史,机器人还没有梦到电子羊。但是人工智能Alphago战胜了围棋大师李世石,创作出大师级别的的诗歌与音乐。
 
人类换上装有自动摄像机电子眼,濒临死亡的人体冻上几十年后等待再次苏醒,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深圳诞生。
 
科技已经成为上帝,改写了自然的流变,人类的生死。当下是开放的宇宙,是可以操控的未来。但科技真的可控吗?
 
第一次工业革命起至今200多年来,科技带来的存在性焦虑“失控体验”从未断绝。如今科技进入新时代之后,人类存在的价值已经被全盘否定。
 
我们迷失在错综复杂的暗网和大数据时代,被电视直播、虚拟游戏夺去了灵与肉。
 
冰冷且不具有移情功能的科技,可以代替意识成就人类文明,裹挟着我们向前奔进。如果只需要些许电流,心率就可以被控制,一切心理焦虑被清除,人类高效地投入生产工作,那么意识可能存在吗?或者说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?
 
在当下,也许电影就是人类的意识。它一边想象,一边反思,是人工智能所无法创作出的艺术形式。在被科技搅乱的混沌世界里,自由主义崩塌,人类陷入存在主义式的迷茫。
 
是电影让我们从智人统治的时代抽离出来,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自由意志,回到生命本身,找到自己存在于世界的意义与位置。尽管,我们偶尔怅然若失,自怨自艾。然而这些感觉都是人之所以为人,区别于动物,更区别于机器人的实感,是科技所不能取代的感觉。
 
以色列的青年才俊尤瓦尔·赫拉利,在《未来简史》里讲到科学主义已经渐渐取代人文主义。但是他又说“‘科学’在不断寻求力量和发展的‘阳’,而‘人文主义’,以人为中心的艺术感受和美,提供了一种舒缓的,意义性的‘阴’。”
 
阴与阳,两者统一、对立和互化,是中国古代人民的自然观。它也可以用来形容电影,这一载体是兼具阴与阳,兼具科学与人文的。
 
翻开世界电影史,在卢米埃发明电影的第三年,一个落魄的魔术师梅里爱决定冒险试一试电影这一危险的行业。
 
1902年,他拍出了第一部科幻片[月球旅行记],取材于儒勒·凡尔纳的小说《从地球到月球》和H·G·威尔斯的小说《最早登上月球的人》,说的是六个大胆的天文学家到月球冒险的故事。
 
只要发射炮弹,人类就可以到月球旅行,上面住着神仙、美女和土著,拥有人间一切美好。在这位魔术师看来,电影是造梦机器,是浪漫主义式的天真与童趣。一枚炮弹射入月球的镜头,代表着人们对于科技的乐观与幻想,成为电影史上珍贵的定格。
 
 
然而到了1927年,科幻电影便走入了浪漫与乐观的另一面,恐慌与失序。那一年,撼动影史的科幻巨作,第一部反乌托邦电影[大都会]诞生。
 
在弗里茨·朗描绘的未来世界里,科技高度发展催生了社会阶层的大分化、恐怖与狂躁的冰冷机器、人性的异化与绝望的末日。此后,科技失控在电影里大举入侵,弗兰肯斯坦杀人,科学实验带来生化危机,梦境可以被盗取,机甲战士与怪兽侵略者对战太平洋,末日后的人类只能乘坐雪国列车或者流浪地球。
 
[月球旅行记]与[大都会]是科技为人类带来的一体两面,也是电影这项艺术与科技关联的矛与盾。为了支撑科技幻想,梅里爱发明了慢镜头、快镜头、叠印、二次曝光、场面转换等特效技术。
 
科技也为电影幻想增添了羽翼,弗里茨·朗耗资500万帝国马克拍摄出的[大都会],如果没有当时最为先进的技术,这场人类对科技的大反思也不复存在。

未来失控预言    

从无声到有声,从黑白到彩色,从2D到3D,从胶片到数字摄影,从24帧到120帧,电影的发展史就是科技的发展史。
 
电影技术的发展依赖于科技,科技的进步也仰仗于电影拍摄的需要。
 
“感谢最新的科技,能够让我不只是跟一位威尔·史密斯合作,而且是两位同时合作”,今年10月即将在北美上映的科幻电影[双子杀手]的导演李安如是说。这一次他将尚不被正统电影艺术承认的,最新的虚拟现实VR技术,搬到了正牌殿堂。
 
好比十年前,卡梅隆的电影[阿凡达]开启了3D电影时代一样。这一次,电影可能进入一个更加趋近于现实的全新特效时代。
 
李安的上一部作品[比利·林恩的中场休息]用到了120帧的高科技,以此为卖点,一张电影票被炒到人民币320元。CG技术、动作捕捉、视觉预览、虚拟摄影、AR增强现实、VR虚拟现实等等。当下的电影技术发展,也是庞大的电影市场,庞大的消费渴望,庞大的科学技术合力催生的。
 
 
然而科技给电影带来的,也不全是正面的意义。在特效霸占电影市场的当下,人们为人造视觉奇观惊呼,他们被肤浅娱乐吞噬,为白日幻象买单。
 
而在过去,在技术贫瘠的年代,人们为质朴的艺术所落泪。然而令人庆幸的是,电影创作者们并不被技术暴力所绑架,他们运用最先进的电影技术,来报复科技对电影伦理的伤害,打破科学至上的权威。
 
电影史上从来也不乏科技失控的话题,世界末日([疯狂的麦克斯:狂暴之路]、[雪国列车])、太空探索([2001太空漫游]、[银河系漫游指南])、人工智能([我,机器人]、[攻壳机动队])、生化实验([致命紫罗兰]、[生化危机])等等。
 
电影是想象的艺术,它当然不能直接阻止科学灾难的发生,但可以跨越时空,模拟梦境,为我们预言未来科技的发展,以及完成被科技毁掉的世界末日的想象。
 
在2001年远没有到来的1968年,库布里克的[2001太空漫游]就为我们提前预演了月球上人类所面临的危机。又或者在离2019还有36年的1982年,[银翼杀手]已经率先带领人们思索复制人的伦理问题。
 
电影在反映它当时所处的时代方方面面之外,也超越了它彼时彼刻的社会环境,与未来衔接,加深对人类本性、自身状况、社会矛盾、经济政治、伦理道德的理解。
 
此外,电影技术的发展,是它越来越趋近于现实的推进。因为与现实世界太过相似,这些逼真的末日图景,在最为隐秘处,激发人们内心对于失控的恐惧与反思。
 
这些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焦虑,让我们思索当下众人欢呼雀跃的科技发展,对未来起到的负面影响。电影就像福柯在描绘异托邦时用到的“镜子”比喻,“我照镜子时,看见我在镜子里,或者说,我看见自己正处在我并不真实在场的地方。
 
我在镜子里、在一个非实在的空间里,像是有一个幽灵使我能看见自己的模样,这个不真实的空间允许我能看见自己出现在我并不真实在场的地方,这就是镜子的乌托邦。”
 
人类观看科技失控的未来图景,就像在镜子这个虚拟空间中找到了自我的存在,这种多重体验,能够帮助人类在科技统领一切的社会,找到自己的位置,也帮助人们率先思索未来社会所应该持有的价值取向。
 
如若没有对未来的幻想与远见,人类可能早就灭亡。
 
 
文章首发自《看电影》杂志2019年9月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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